羅立彬:用好比較優勢,發展國際服務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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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新天源建設咨詢有限公司
- 最后修訂:
- 2020-11-17 15:18:53
摘要: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20年中國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全球服務貿易峰會上的致辭中指出:“中國將堅定不移擴大對外開放,建立健全跨境服務貿易負面清單管理制度,推進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開放平臺建設,繼續放寬服務業市場準入,主動擴大優質服務進口。”
發展國際服務貿易有利于形成對外貿易新優勢
大力發展國際服務貿易本身就是擴大開放的應有之義。一是因為以往服務業開放度要低于制造業;二是因為國際服務貿易四種形式——跨境交付、境外消費、自然人流動、商業存在,其中有三種涉及生產要素的跨國流動,所以國際服務貿易本身就內含著面向生產要素擴大開放的意思。
發展國際服務貿易有利于適應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增加服務多樣化供給,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決定了人民的需求已經從可獲得性發展到多樣性、精神愉悅等方面,此時需求增量更多的與服務供給有關,發展國際服務貿易有助于國內服務供給多樣性。
發展國際服務貿易有利于形成對外貿易新優勢。中國巨大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為發展生產性服務業并形成國際競爭力提供了最為基礎的優勢條件,使得中國品牌和中國標準等服務元素有可能可以搭載在貨物貿易之上進行出口,形成國際貿易新優勢。全球范圍內,以增加值核算的服務貿易占國際貿易比重已經高達49%,而用貿易額計算的比重則只有23%,這說明很多“不可貿易”的服務元素仍然搭載在“可貿易”的貨物貿易上進行貿易。舉一個具體的案例,小米手機目前已經在全球90多個國家和地區實現銷售,并且在其中4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銷量進入當地前五名,而我們研究表明,小米手機在某些國家和地區銷售的手機設計和銷售模式與國內類似,這就是在服務中國國內大市場過程中形成的產品研發設計以及銷售模式,直接“溢出”到國際市場的例子。這些微觀層面的“服務”優勢就可以為宏觀層面中國貿易新優勢的形成奠定基礎。
國際服務貿易的重要作用已經開始超出了貿易領域本身,更是對國內產業分工細化以及產業結構升級產生影響。比如近年來服務外包領域出現的一個重要現象是外包“離岸轉在岸”,原本承接離岸外包的企業開始轉向在岸外包,為國內制造業提供服務并促進制造業轉型升級和出口。2006年至2019年,中國在岸外包業務規模從幾乎為零迅速增長到611.8億美元,占外包總業務額比重也從幾乎為零增至38.7%,而且2015年這個比重還只有33.1%,4年來每年遞增1.4個百分點。這是國內外經濟環境以及中國經濟優勢發生變化的自然結果。當各種原因導致國內相關產業對服務投入的需求逐漸擴大,而國外需求減少時,原本服務于國外發包方的國內服務承接方,就可以很快開始為位于國內的在岸發包方提供服務,這對于國內服務業發展、服務業和制造業的產業分工、制造業以及貨物出口轉型升級以及服務貿易結構升級都有重要意義。服務外包領域的“離岸轉在岸”可以說是充分體現了國際服務貿易推動國內產業分工的作用。
一些領域的國際服務貿易還有利于中國文化元素的國際傳播。中國近年來國內巨大且增長迅速的文化市場,不僅成為國際文化市場的主要增量,也成為全球文化市場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這吸引了全球化的文化產品加入中國文化元素來面向全世界銷售,從而帶動中國文化元素隨之向全球傳播。比如近年來好萊塢電影就為了更好地進入并“討好”中國市場而加入中國元素,同時面向近百個國家和地區放映,將中國文化元素傳播到世界各地。這個過程既涉及服務貿易進口——如電影進口,也涉及服務貿易出口——比如電影拍攝過程中的中國演員以及中國拍攝團隊的加盟,或者采用中國取景地甚至中國的影視拍攝基地。
中國發展國際服務貿易具備顯著優勢
中國目前具備獨一無二的基本國情:人均GDP處于1萬美元左右的中等收入水平,同時經濟總量占全球比重卻高達16%,這種“人均中等,總量巨大”的獨特國情是由于中國是全球人口第一大國,因此是獨一無二的。而這決定了中國在發展服務貿易方面有可能同時發揮比較優勢和本地市場效應優勢。
首先是比較優勢,這是由“人均中等”的特征決定的。雖然近年來傳統的旅行、運輸以及與貨物相關的傳統服務貿易優勢有所減弱,但是在一些國際服務外包領域卻依然保持一定的成本和生產率優勢,這可以幫助形成服務貿易出口。比如近年來,離岸服務外包占我國新興服務出口的比重一直在70%左右;
更重要的是正在形成的本地市場效應優勢,這是由中國經濟總量巨大的特征所決定的。中國有占全球16%的經濟總量,和高達41萬億人民幣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這非常有利于吸引全球優質的研發、設計、品牌服務等規模經濟效應明顯的服務供給者來滿足中國大市場的需求;這種國內巨大市場的意義不僅僅是需求側的,更體現在供給側。因為一個巨大的國內市場特別有利于幫助一些在應用方面規模經濟效應明顯的生產性服務在中國形成“本地市場效應”,在滿足中國大市場需求的時候形成國際競爭力,并實現出口。這方面其實已經有典型案例,比如釘釘在疫情期間為全國各類學校提供遠程教學平臺服務,而后來日本疫情出現并宣布學校停課時,釘釘就立刻開始為日本中小學遠程教學提供服務。
再舉一個文化產業領域的例子,中國曾經通過引進國際流行的電視節目模式,結合中國的文化內容,形成中國版的電視節目,之后在中國國內大市場的支撐作用下,迅速出口到新加坡等國家和地區;而在去年戛納秋季電視節上,湖南衛視聯合電視節組委會Reed MIDEM,宣布啟動“全球飆計劃”,面向所有國際制作公司和電視平臺,征集節目創意,旨在打造下一個引領中國電視新趨勢并具備全球發行潛力的現象級節目模式。到今年3月,“全球飆計劃”吸引了來自23個國家及地區的公司和獨立制作人參與,共收到60余原創模式提案,最后西班牙Atresmedia Studio的《落地之前》被選定為冠軍方案。可以想象,未來很可能世界上有一部分原創綜藝節目模式從一開始就是為中國大市場準備的,同時也從一開始就具備全球推廣的潛質,而設計這個模式的也是國際化的團隊。
值得一提的是,基于互聯網的數字貿易領域對于中國來說也是巨大機遇。網絡與數字空間極大降低服務貿易成本,為國際服務市場帶來了巨大的增量,目前在音樂、影視、文學等文化服務領域,網絡和數字空間是最主要的市場增量。在一個存量市場格局基本穩定的領域,這種增量市場的出現特別有利于一些原本小眾的服務提供者形成新優勢,而且網絡空間天然存在容納大量多樣性的顯著的范圍經濟效應,對于小眾服務提供者來說就更是如此。比如近年來在國際上引起反響的李子柒等,最初都是通過互聯網傳播形成的影響力,如果沒有網絡空間,他們在傳統存量市場上突出重圍可以說是難上加難。
更為重要的是,隨著市場規模越來越大,“增量市場”逐漸向主流市場邁進,此時整個市場格局就有可能發生變化,原本小眾的服務品牌就可能躍升為主流。這對于中國這種在服務業以及服務貿易領域身為“后發者”、又具備最大潛力的經濟體而言,無疑是“彎道超車”的巨大機遇。據統計,目前中國數字服務貿易領域已經實現順差,未來應有更好發展。
繼續挖掘比較優勢,承接國際服務外包
一是繼續挖掘服務貿易比較優勢,承接國際服務外包。這對于解決較高層級就業、促進國內服務業發展升級、制造業優勢升級都有潛在重要作用,是發展國際服務貿易出口的重要方式,更是利用服務業全球分工細化帶動國內分工細化與產業發展,挖掘中國經濟增長潛力的重要途徑。
二是繼續擴大服務業開放,創新模式,在某些領域實現采用商業存在模式替代境外消費模式。近年來中國服務貿易逆差嚴重,最重要的原因是旅行服務貿易從順差轉為逆差,這并不全是壞事,而是中國經濟地位在全球提高的自然表現。中國經濟總量近年來在全球比重越來越高,2005年至2019年中國經濟占全球比重從4.81%逐年增加到16.34%,而發達經濟體比重在下降,美國從27.57%降到24.41%;歐盟從30.39%降到17.76%;日本從10.01%降到5.79%。同期,人均GDP方面,中國年均增長率為5.73%,美國為1.85%,日本為0.865%,歐盟為1.4%,世界平均為1.385%。
旅行服務貿易涉及的是“出境旅行”,一般來講,其需求收入彈性和需求價格彈性都大于1,因此,對于中國人來說,隨著收入的提高,對出境旅行的需求迅速提升,而境外人均收入增長速度相對較低使其旅游成本增長也不高,對于中國人來說,出境旅行的相對價格更便宜,因此出境旅行快速增加并不令人意外;相反,對于境外人來說,中國收入水平的上升導致到中國旅行變得更貴,加上其收入增長本身相對較慢,無論從價格彈性還是收入彈性角度看,境外人士到境內旅行的需求都不會增長很多。
事實上,中國的旅行服務貿易出口額在2010年之后就處于比較平穩的狀態,甚至在某些年份有所下降。從這個角度講,近年來中國服務貿易逆差擴大是中國經濟增長較快較穩,以及世界經濟格局變化的一個結果;雖然2017年以來,中國旅行服務貿易進口增速開始明顯放緩,中國出境游以及旅行進口市場可能從超高速增長階段回落到中高速增長階段,但是只要中國經濟占全球比重提高的趨勢不變,短期內服務貿易逆差的狀況不會發生根本變化。
然而,如果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放開教育、醫療等領域開放,允許外資教育機構和醫療機構進入并進行相應改革,就有可能用商業存在的方式替代異地消費型服務貿易進口,消費者在國內就可以享受到同等水平的教育和醫療服務,而無須出國,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從旅行服務貿易層面上體現出來的服務貿易逆差,也非常有利于國內相關服務產業在更加開放的環境之下更好地發展。因為這種商業存在方式的服務貿易進口所創造的生產總值是留在國內的,是國內產業的一部分,同時它所帶來的競爭、示范等多重效應也有利于國內產業的發展。
(作者系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經濟學院副院長、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首都對外文化貿易研究基地研究員)